陈振铎：“死磕派”有无第三条道路？
12月14日，浦志强律师被审判。网络上出现了两种情绪：有人为此感到悲哀或愤怒，另一些人或拍手称快，或对这些愤怒的人感到愤怒，社会舆论出现了对立与分裂。
这让我想到两周前发生在我的朋友莲子身上的故事。这位投身环保NGO事业的年轻人受单位所派，与跟踪宁德企业污染问题的同事一起去当地做调查。因这位同事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盯上，于是晚上两人合拼一房以求照应。当地刑警凌晨闯入，以涉嫌卖淫嫖娼的名义把他们关了24小时。
这件事给这个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年轻女子造成了巨大压力和困扰。社会各方在声讨当地警方的同时，却较少关注她作为“小女子”受到的伤害。她只是最近各种活跃人士身陷囹圄现象的又一个案例，和那位正遭遇司法审判的大个子、以及众多“被失踪”的人士相比，她显得微不足道。
一
我与莲子结识于一个聚集了各类活跃人士的群。这个群里面有业界知名记者、律师、法学学者、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都是一群有理想的积极行动者。我在这个群中长了不少见识，每天能看到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不同领域的人在交流各种话题。偶尔会有争吵，却也是为观念而论，说服不了对方但也知道了对方怎么想。
但是，我有时也会对群里的“活跃人士”不解，我想，一个个在私人关系中那么温和的人，在公共问题上为何会出现与私人维度迥然相异的言行？朋友教会了我一个词：“死磕派”。
这我就理解了：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牺牲精神，乐意为一件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去倾其所有，不惜与任何刚性的体制对抗。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在《局外人》（Outsiders）一书中，用了“crusader”一词来描述美国一些非主流文化中与不惮与主流社会甚至国家机器对抗的积极人士。与当今中国情况有些类似，他们可能是维权律师，可能是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甚至只是某个村落或社区中被普通人认为有“神经病”的不安分子。
法语文化中的“militant”和“crusader”及“死磕派”相呼应。它本用于形容中世纪那些善武的骑士。在法国，该词和现代社会中的运动人士扯上关系，是受了美国的影响。
美国教育家梭罗发明了“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以后，它和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凯撒·查维兹（Cesar Chavez）等美利坚民族的“英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时代实现了传承，形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和美国的国家体制高度关联的：小政府、个人自主、职业化的对抗式社会互动。
美国的这套模式影响到欧洲大陆，是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在讨论纳粹体制中普通警察的罪行时，衍生出了“有义务不服从”的公民原则。这条原则的核心是，当作为个体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指令时，发现指令和基本的人性不符合时，应遵守人性的原则而不是国家的指令。
不服从运动在法国的兴起，与纽伦堡审判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美国意识形态借马歇尔计划进入欧洲，以及战后有威权特色的国家体制相互关联。法国在战后重建的高速发展期，总统戴高乐是非常有国家责任意识，但同时又有那么一些家长作风的。他和年轻人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持续了几年，到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前已经不那么愉快了。
年轻人开始批评戴高乐，处处与戴高乐政府的各种行为进行对抗。各种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以强调公民不服从、对抗国家机器、实现个人自由，终在1960年代末实现了工农学的联合，酿成了“五月风暴”。好在戴高乐不是个顽固的人，它能顺应潮流。
成长于“五月风暴”的法国人权律师德尼·朗格卢瓦（Denis Langlois）在1972年写了本运动人士指南，告诉大家如何在种种不同的场景中开展“死磕”活动。丹尼尔·蒙泰（Daniel Mothé）随后开始以工作和职业的视角理解这些活跃人士，试图从组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原本被人理解为个人行为的“死磕派”。
到了70年代末，以《农民的终结》一书出名的索邦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蒙德哈斯（Henri Mendras）转向研究“死磕派”，对他们采取的不遵照普通秩序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有助于社会发展提出质疑。他主编的《审慎与失序》在1980年出版。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一起反思，这种从美国舶来的思潮和衍生于农业社会的法国传统秩序是不是水土不服。他提出，社会本可以一种更和谐的方式运动，而不是当时各种浮躁的、宣示性的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死磕”。书中提到了经历了1960年代各种运动造成的社会撕裂，仍旧会回到法兰西特色（figure de la France）中来。
组织社会学开创人物、社会学家克罗齐耶在这本书中提到了组织化的可能性，即重新建立一种包容和平衡的组织运作体系来修复1960年代的撕裂。他认为农业、娱乐、环境、文化或者企业等当时认为“开放性”的社会组织，不应该把公共部门视为开放的对立面。
二
《审慎与失序》出版后，法国政权也面临了197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最大一次变革。社会党背景的密特朗于1981年被选为总统，中央政府于1982年实施地方分权改革，目标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建立民选、自治的大区政府，把原来的属于中央政府权力的一部分、在地方代表国家的省政府权力，逐渐移交给未来的大区政府，向地方和社会组织分权。这就突破了以往仍在“国家”和“中央”系统内调整权力的放权改革。
这场改革持续了30年，仍在进行中，目前是由1972年法案设立的大区委员会行使大区政府的职责，而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96个省政府仍旧存在。未来的方向是逐步撤销省政府，组建20余个自治、强调协商和公民参与的大区政府。
在外人看来，法国国家官僚系统开销庞大、冗长复杂，但这对于有着古老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法国作为中央集权体制民主化和分权化进程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和“死磕派”也得益于这场改革，因为大区议会是小行政模式，更像是一个协调者和经费使用监督者，地方事务的主体变成了社会组织。他们在地方事务中有了体制认同与保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严肃性有了提高。
以创建于1956年、前身为“幸福母亲”（La maternitéheureuse）、现称“家庭计划”（Planning Familial）的女权组织为例。该组织建立之初，以反对1920年颁布的禁止堕胎法案运动成名，历经“五月风暴”和1980年代分权改革，从最开始的讲究对抗的斗争观，变成维护集体文化、强调合作建构和协商，转身又成为促进性别平等、反对家庭暴力、减少艾滋病传播、促进健康生育的社会组织，建立了覆盖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29个中心和150个分支机构，每年服务75万名妇女，是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会员，2013年随着隶属于法国总理直接分管的法国男女平等高等委员会委员维罗尼卡·赛伊尔（Véronique Sehier）变为组织的合作主席，该女权组织成为法国促进健康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幸福母亲”的转变是法国“死磕派”变迁的缩影，大多数具有“死磕”精神的领袖和组织，其目的不在于“死磕”本身，而在于真正解决问题。当一个政府有足够诚意改革其作为机器的一面，变成更民主的协商治理型体制时，这些“死磕派”大多数也开始务实投入治理，以理性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治理的社会性补充了政府单一治理的不足。
地方分权改革后，法国以国家保障的社会服务体制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强化了自1938年设立的社会服务助理（Assistant de service social）岗位的职业化进程，1970年代开始给予政府预算支持，类似于中国事业单位性质的社工机构在1980年代大规模发展，接收了原来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些社会事务，到2009年，已有4.6万名社工活跃在全法各个机构。
三
莲子和浦志强的遭遇显示了“死磕派”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但这不应该只作为悲情的对抗。不成熟的“死磕派”在面对冲突时，没有寻求更多元化的对话和行动手段，却鼓励人作为英雄、用行动对抗政治机器，但机器是刚性体制，在对抗的人越来越多时，触发它的“防卫”，伤害了更多无辜普通的行动者。在公共空间中，“受政治机器伤害的人”的形象不断累积，建构出悲情的记忆。
这是一种迷思。大多数人习惯了诞生于美国的这套“死磕”的行事方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民选的政府及其制度是恶的，要以各种办法，把他们认为肮脏和没有合法性的事情暴露出来，以舆论、行动和记忆等形式进行对抗。
对抗能否带来台湾1980年代的变革，尚属未知，目前看到的事实是各种互相伤害。让作为个体的人和一架庞大的政治机器去对抗，带有创伤的撕裂感最后造成的集体记忆，是不是能完全还原历史，要打个问号。而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尚未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合作模式，到底是因为官方体制的尾大不掉和僵化造成机器性、漠视人的生命，还是中国本身还处于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借美国体制之外更多的社会来谨慎讨论。
在历史的长河中，除极少数英雄外，大多数人是普通个体，是要继续建构一种类似于美式社会运动的方式去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再审慎些，看看有无第三条道路？应该得到仔细的探讨。
作者：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为中国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区。）
来源：FT中文网
版式编辑：蔡胜宾，南开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
倡导对法律人的人文关怀，促进法律共同体理性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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