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旭：司法改革机制的开放度及法共体共识达成的制约因素
今天站在母校——南开大学的论坛上，感觉很兴奋，谈几点学习体会。
有三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引发了我三方面的思考。第一个是罗猛老师、检察官谈到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互动。我更关心的是，从律师到法官或者从检察官到法官，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要以什么样的标准“聘用”。
比如，在上海，一位法官到了中院，他应该获得怎样相对应的级别，或者说，二者之间有无明确的对应框架。刚才罗老师也提到了律师分级，前一段律师分级曾引起热议，就出现过非常大的反对声音。
而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如果不能从机制和具体架构上下手，形成特别好的机制及制度约束，就不能给双方提供很好的预期。最后很有可能到出现两个结果：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或者互动后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虽然现在还没有大范围的流动，但如果大范围的流动开始了，那么有没有具体的、细化的制度设计能够说服双方，或者说让双方都信服，就变得很关键了。形成良性的、大范围的互动机制，当前的样本数还太少，显然还不具有太大参考价值。
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内容，是罗猛老师下午谈到的人民陪审员问题。最高院和不少高院很重视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从一定的政治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但在下级法院执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现在还处于试点阶段，很多问题还在集中暴露中。
那么，其中一个很细化的问题就是，依然缺少规则。这是来自一线的经验。应该让谁来制定规则？这也是当前改革面临的共性问题。下级法院参与能力有限，上级法院能够给予他们多大的空间，很重要。
如果是由上级法院制定规则，就最少需要如李训虎老师上午提到的那样，下面试点并向上反映，上面又比较重视下面的试点和意见。这样往往都是好的。因此，规则应当由谁来制定，或者说各方的参与力度能有多大，说到底还是改革参与度的推进问题。
提到司法改革，很容易从改革方法论说起——到底谁来、怎么来参与司法改革。我曾听一位学者说起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包括学者、知识界深入参与司法改革的能力有限，或者说能够提供解决方案、深度参与的能力有限。
因此，相应地，又有一个司法改革的”开放度“的问题。如果一个方案大家都不清楚的话，甚至连基层司法人员都不清楚的话，参与程度恐怕不会太高，效果也不会太好。
当然，改革高层可能有高层的顾虑。但是，很多地方多不公布改革方案，这就极其容易侵蚀改革的公信力，尤其在司法内部引发不必要的顾虑。
第三个观点，由今天论坛上天津高院一位法官提出的例子引发：在审判过程中，法律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争议。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比如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各方对案件事实层面甚至法律规范应然适用方面的认知，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对要不要”顾全大局“，却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法律的规定、政府的出发点及当事人的利益能够协调，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能协调怎么办？对此，法律共同体内部也有分歧：到底是大局为重，还是法律至上？因此，类似分歧，是可能影响未来法律共同体建设，不可忽视的要素或者说变量。
如果都选择依法办事，可能要面对来自法共体外部的压力，如果大家都秉持”大局意识“，那么”规则之治“、”法治之治“又怎么办？法律共同体内部到底能不能真正形成共识？
当然，这非常难，因为其涉及到执行人的具体操作、司法内外高层的认知、还有杨文革老师提到的人治方式与法共体之间的博弈到底谁会胜出，等等因素。
总之，这些都是影响未来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问题。通过今天的讨论我得到很多启发，现在分享出来，供大家思考和追踪！
谢谢朱桐辉老师的邀请，各位演讲老师的精彩发言，以及我们小组成员的竞争互动与“头脑风暴”。
作者：周东旭，《财新》传媒记者。
内容编辑：朱桐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版式编辑：蔡胜宾，南开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