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特别是随着5G技术落地应用,人工智能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造福人类,单就法律领域来讲,人工智能给法律工作赋予了新的动能,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极大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果长期缺乏规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灾难性后果。比如,无人驾驶、无人机技术可能会给杀人、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提供便利；人工智能程序中的漏洞,可能被恶意利用,产生严重社会安全风险；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应用者可能突破伦理底线设计、使用人工智能以及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等。因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立法规制,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立法规制上,有观点认为,亟须出台专门的人工智能法,笔者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总体上还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主要集中于语音识别、自动翻译、语音合成、图像识别、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等具体领域,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通用人工智能”。因此,尚不具备制定完整人工智能法律制度的实践基础和客观条件。
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有一句名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对于一个新兴领域进行专门立法规制,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社会产生了对这一新兴领域进行立法规制的现实需求；二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无法实现对其进行必要调整；三是立法者能够认清和把握其内在的客观规律。
从人工智能现阶段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数据、算法、算力,还是应用场景,基本上还处于探索性、试验性阶段,我们还缺乏对其基本规律的研究与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部完整的人工智能法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选择是坚持趋利避害的底线思维,根据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
而为了保障和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规制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原则。确保人工智能发展能够增加人类福祉,保障人的尊严、自由和人身财产安全。二是发展与安全平衡原则。处理好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与保证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三是政府干预适度原则。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只要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不危害公序良俗,政府就不要过度干预。四是伦理底线控制原则。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公正等方面的伦理底线。五是风险容忍度原则。人工智能发展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即使是相对成熟的应用,也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要适当容忍其试错。六是多层级立法共进互补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内,发挥统一、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优势,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规制。
从人工智能发展态势看,当前需要着手进行的立法项目,首先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包括在编纂民法典中,明确人工智能相关的民事基础制度；制定数据安全法,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安全和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制定电信法,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网络基础设施环境；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无人驾驶汽车作出规定；修改著作权法、专利法,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作出规定；适时出台刑法修正案,对人工智能涉及的犯罪作出规定。
其次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包括制定网络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器人使用安全管理条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管理条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诊断与治疗管理条例、修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
同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优势地区也可以加强地方立法,重点是制定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包括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在政务、财税、制造等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涉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
总之,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法学家关注其法律问题,尽快构建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以及相关法学理论体系,为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立法机关要更多关注人工智能的立法规制问题,发挥立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尽早将人工智能立法规制的相关立法项目提上议事日程,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作者高绍林系北京大学法律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专家顾问、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张宜云系天津市人大立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树娟）来源：法制日报 高绍林 张宜云
摘选自法制日报2019年7月3日05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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