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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两院组织法为什么要作出这些重要修改?权威专家解读来啦!

天津市法学会 2018-10-28 18:3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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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有关法律、决定,发布会邀请6位嘉宾回答记者提问。

  这6位嘉宾是: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建平

  司法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晓鸣

  刑事诉讼法修改三大看点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这次修改主要包括什么内容?对于以后的刑事诉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爱立: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在1979年制定以后,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的两次修改,这次是再一次对刑事诉讼法做出的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基本法律,所以这次大的修改背景,就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以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和进展。这些成果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涉及到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要进行修改。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实际是三方面:

  一是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这里有两部分内容:

  (1)监察法确定对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负责调查。为了与这个规定相衔接,需要对人民检察院的侦查职权做出相应的调整。

  (2)涉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衔接部分,对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的,这个环节中间有关的程序性的机制做出衔接性规定。这是这次刑事诉讼法第一部分的修改。

  二是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工作力度,丰富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手段,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这次确定的缺席审判制度范围对于贪污贿赂的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过最高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缺席审判。这是刑事诉讼法这次修正草案中涉及到的刑诉法修改的第二部分。

  三是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内容,在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在实践中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之有效的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大家都知道,关于认罪认罚程序和速裁程序,分别在2016、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过授权决定,在相关的部分城市进行了试点,这次是总结了试点中经验中的好做法,在全国部分城市进行试行。

  以上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三个主要内容。总的来说,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追逃追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对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做出的修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消防救援人员

  仍保持原有待遇水平

  人民日报记者:消防救援衔是国家给予消防救援人员的荣誉和相应待遇的依据,请问消防救援队伍转制后如何保持这支队伍的职业荣誉更好地激励他们?

  尚勇:消防救援责任重大、使命特殊,需要保持职业荣誉。消防救援也应当成为全社会所尊崇的一个职业。中央改革方案专门明确,要采取符合消防救援队伍自身特点的职务职级序列和管理办法,提高职业荣誉感,保持有生力量和战斗力。

  根据中央改革的部署,原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作为综合性常备的应急骨干力量,定位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我们感到,这个定位本身就是一份荣誉。这次设立消防救援衔,也是党和人民给予消防救援队伍崇高的政治荣誉。

  下一步我们还要为这支队伍设置专门的队旗、队徽、队训、队服,建立专门的表彰奖励制度。消防救援人员仍然保持原有的待遇水平,继续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项优待等等。我还要强调的是,荣誉来自于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我们将始终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增强广大消防指战员忠于党和人民的责任担当,激发他们献身使命的热情,以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实际行动,不断争取更大的光荣。

  审判委员会制度发生较大变化

  成都商报记者: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做了较大篇幅的规定,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哪些变化?

  姜启波: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是法院的一个重要审判组织。这次法律的修改,也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做了一个较大的补充和修改,由过去的一条三款扩充到现在的四条十款。从第36条到第39条,分别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组成、职能、议事规则、启动程序、决定效力、责任承担以及公开机制等内容。

  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审判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关系。这些年来,最高法院和部分高中级法院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探索设立了刑事、民事行政等专业委员会。这次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充分肯定了人民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工作方式的改革成果,将审判委员会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两种形式,明确专业委员会的会议是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和工作分工组成,是审判委员会的一种会议形式和工作方式,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新的组织机构。

  二是科学界定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突出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的职能作用,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由合议庭对汇报案件的事实负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同时,这次修改进一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全国法院的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

  三是完善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理清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严格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启动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由审判长提出申请,由院长批准,并且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在此基础上,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切实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总体要求。

  此外,除了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情形之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的深度,充分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为何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中国日报记者: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出台之后,对未来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会有哪些影响和帮助?

  张晓鸣: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大家知道,与刑事类的国际合作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引渡;第二部分,刑事司法协助;第三部分,移管被判刑人。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已经出台,这次这部法律的出台,就是把后两部分内容集合成法推出。

  第二,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包括腐败犯罪的需要。

  第三,是顺应国际合作的规则需要。大家知道,联合国近20年来,已经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简称UNTOC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简称UNCAC。在这两个公约项下,中国作为缔约方,据最新统计,可以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包括刑事司法协助在内的合作。中国在过去的40年当中,也已经与世界上六、七十个国家缔结了双边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被判刑人移管条约,引渡条约等等。所有这些批准加入和缔结的国际公约,都需要有国内法来使条约中规定我们的国际法义务落地,这就是它制定这部法律的意义。

  立法层面确认巡回检察制度

  新华社记者: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监狱、看守所设立检察室,也可以对这些场所进行巡回检察。请问增加这一规定有哪些考虑?

  王建平:以往检察机关对监狱、看守所等场所的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主要是实行派驻检察的方式。派驻检察的方式具有贴近性和经常性的优点,便于被监管人和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及时发现监督的线索,在强化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监管活动的监督,保障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派驻检察这种监督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体现在,派驻的检察人员与被监督对象容易形成熟人关系,这种熟人关系容易导致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或者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

  为了适应新时代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新要求,检察机关需要对相关的工作模式进行创新,在精简和改进原来的派驻检察方式的同时,积极探索巡回检察。巡回检察这种监督方式最主要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非常强,哪里问题突出,我们就到哪里去监督,哪里反映强烈,我们就到哪里去巡回,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实践中出现的违法问题。

  巡回检察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巡回检察的人员与被监督对象之间不易形成熟人关系,不容易被同化,因此它能够避免因熟生腐、因熟生懒、见怪不怪这些问题。派驻检察和巡回检察这两种方式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有利于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的整体优势。在今年的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检察机关在监狱实行巡回检察试点工作方案》,先后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机关进行了巡回检察的试点工作。这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从立法层面又确认了巡回检察制度,对于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法律监督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30多年来

  第一次大修两院组织法

  光明日报记者:这次两院组织法的修改是法律实施30多年来第一次大修,新法是如何体现多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以及如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支撑?

  童卫东:这次两院组织法的修改,应该说是两院组织法制定实施近40年,也可以说30多年来第一次大修,这两个组织法是1979年7月份通过、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批法律中七部法律中的两部,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当时,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刚刚成立,三个月通过七部法律,就有这两部。这两部是重要的国家机构组织法,也是关于国家司法制度支柱性的法律。

  实施30多年来,中间有过几次小的修改,法院组织法修改了三次,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了两次,都是修改的内容不多。这次修改应该是修改的幅度非常大,从体例结构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法院组织法是三章、40条,现在变成六章、59条,检察院组织法从三章、28条,变成了六章、53条。法院组织法只有3条没有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全部条文都作了修改,幅度非常大。但是这次修改都是补充完善性的,并没有改变两院组织法的性质、地位、基本的职权、基本组织体系和基本的规则,都是完善性的。

  这次主要是为了提高司法公信力,保证公正司法,来确认和巩固多年来的司法改革成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成果,主要从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完善法院、检察院的组织和职权,包括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立巡回法庭,可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这都是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关于法院组织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改革。关于在职权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变化,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要变化。比如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原来“两高”一直在做,但是在法律中一直没有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它的效力问题可能有不同认识,这次在法律中作了规定,确定它法律的效力。还有一些关于职权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是去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行政诉讼法修改确认检察院的一项新的职能。还有比如规定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检察院也可以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及时书面回复。这也是近几年检察院开展的法律监督的一个新形式,这是完善职权方面的规定。

  第二个方面,完善法院检察院内部的机构设置,建立符合司法机关特点和司法运行规律的内设机构体系。这次两院组织法分别规定,在法官员额较少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可以设综合审判庭或者不设审判庭。在设区的市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员额较少的可以设综合业务机构,通过扁平化的管理,围绕着以审判为中心,来优化检察院、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

  第三个方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认法官、检察官的责任,完善司法权的运行机制。这是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心、核心问题,就是落实法官、检察官的责任,明确法官对于庭审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负责,合议庭的法官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负责,独任法官审判也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负责。如果这个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要对他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对于检察院也是这样,检察官要自己职权范围内做出的决定承担责任。如果是检察长、检委会的委员做出的决定,要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个方面,明确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为了加强法官、检察官的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建设,明确法院、检察院人员要实行分类管理,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和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明确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同时也完善了两院领导人员的任职条件。

  第五个方面,加强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的保障,因为法院、检察院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机关,权力很大,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也可以成为“弱势群体”,这是打引号的,不是真弱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干预两院的司法活动,有的地方把法院、检察院当作自己推动工作的一个部门,要求法院、检察院领导参加招商引资,过去这种事也发生过。针对实践中的